自《周易》、《老子》》以来,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是非常丰富的,对于对立统一的规律,先秦和宋明思想家确实都有比较明确的阐述。

它还承认对立事物的互相转化。筮用蓍草，按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依据卦辞、爻辞推测所问事情的结果。

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时间久了，当代人都知道的事情，后代人就不知道。从《易经》中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萌芽，因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周易》是我国最古老、最有权威、最著名的一部经典，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结晶。另外，后人的注中还加入了个人的主张，使得注与注之间起争执，于是这部书就越发难懂了。一是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它历经种种坎坷与考验，或褒或贬，时衰时兴，却依然默默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作出重大贡献。读起来诘屈聱牙，非常难懂。近代的诠释学重新确立了精神科学的意义，将精神性的理解放在一个很突出的位置，这和科学方法论的认知原则以及传统的语文学方法都划开了界限。

其主旨也不限于古代文献的董理，而是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因为经学本身就是历代不断的解释、不断的积累之结果。西方古典学在经历了现代性的洗礼之后，作为比较多地保留了古代学术的体系，具有相对成熟和独立的形态。经学的这种工具性比较符合于科学实证的要求，故在现代学术转换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被着力引向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但经学中被现代科学理念所遗弃或者遮蔽的部分，可能恰恰是充盈着人文主义色彩的内容，这也是最能够与古典学精神相比照的部分。

自此以后，今文和古文的相对研究，六经和诸子的相对研究，乃至中国经典和外国经典相对研究，经典和野人之语的相对研究，都一层一层的开拓出来了。解释不是一种外在的活动，而是对个体处境中的文化使命的直接参与，通过解释来证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而行进在这一条轨道上的解释者，摩肩擦踵，遗留下了大量的踪迹，这些充满个性色彩和时代烙印的理解，能不能通过固定的方式成为有效的向导和路标?这是大有疑问的。但这一黄金时期在经历了蛮族的打击及中世纪的文化断裂之后，重新开始的古典学术所面对着的却是陌生化的处境，眼前基本上是一片荒芜的景象，这就不得不另起炉灶了。实际上，清代中叶以来的考据学便激活了人们对于古史的想象，各种问题的探讨和材料的发掘早已经超出了经学的固有藩篱，由经入史，由经转子，经学、史学、诸子学进入到一个新的融会的过程中，这就为现代学术的转换打开了方便之门。从广义上来讲，有时候人们又把古典学和古代学问简单地划上等号，以示与现代学术的区别;有时候则不分古典学和作为限定词或修饰语的古典之间的差别，这样便造成了混用之中的许多模糊和歧义。

这些书的校勘、解读，当然也是古典学的重要任务。这些新情况的出现，都给重塑古典学理念，或者在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来考虑中西方学问的深度融合问题，提供了相当的机遇和可以期待的前景。在这之后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书中，他又特别表彰了清儒的反求之于古经以复古为解放的学术取向，以及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认为这些学术特征、方法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精神及学问方式是不谋而合的。(聂敏里，第114页)正因为如此，洪汉鼎先生指出: 古典学不是古典学术的活的延续，而是一门现代的新兴学科，它并不是企图延续古人关于世界的思维模式和情感模式，而是现代人通过对古代人生活和思想的历史性考察而对自身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反思。

就哲学诠释而言，古典不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古典并不意味着只具有供人凭吊与怀想的历史遗物之意义，而是带有强烈的实存感与共时性，是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古典学是一种具有创构性的观念。从梁启超到傅斯年，这种理解已经变得根深蒂固，成了现代学术界的主流观念，并且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如果说，古典学研究的是发生在古希腊罗马与现代的旨趣之间的事情，那它就不仅包括我们与古代世界的对话，也包括我们与那些在我们之前已经与古代世界进行过对话的前辈的对话。(参见景海峰，2019年，第5－11页)在偏重于历史文献的学术定位中，古典学在一定程度上便取代了经学的位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扮演了分外重要的角色。

当时，一方面要走出旧学的藩篱，改造传统学术，另一方面要迎接西方的挑战，接纳新的思想和观念。(景海峰，2021年，第50－57页)古典学可以看作是语文学的衍生品，或者是与语文学非常相像的领域;但其实质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历史观念，而不是指具体的知识形式。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来讲，只有意义理解是可以绵延的，在解释经义的过程之中，每个个体生命都可以思接千古，与经典直接展开对话，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边体证生命的独特意义，以融入到经典所凝聚的共识当中。譬之目明者，万物纷错于前，不足为害，若目昏者，虽枯木朽株，皆足为梗。[6]洪汉鼎，2017年:《聚焦中国诠释学问题》，载景海峰主编《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16]王引之，2018年:《经义述闻》，上海古籍出版社。

经学的复兴能否借鉴古典学的经验乃至复制西方古典学的模式?从清末民初以来，这一直就是学界讨论的话题，并且在学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作了很多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古典学都是欧洲乃至北美地区中高等教育的重要基础，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是中学里的必修课程，掌握这两门语言也是进阶于高等教育的必要条件。

古典学是伴随着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成长而逐步成型的，并且成为一门在欧美各大学中以古希腊拉丁语为基础、专门研究古典文献及其文明传统的学科。张载说:心解则求义自明，不必字字相校。

就学术宗旨和特征而言，考据学标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学术研究方法的诞生。当然，在新一轮的古典学引进热潮中，人们对于古典学的理解和期许，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宽阔视野和思想深度。

中国人向来对于几部经书，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状态之下。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在其影响甚大的《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借用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理论和福柯的话语学说，重新诠释了清代考据学的意义，塑造了文献学在传统向现代过渡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重建古典学而言，其重心当然就是放在文献学的工作上，包括传世文献，也包括出土文献。这样，心解便是一种默识的工夫，默识也就是不言而心解也。

(波洛克，第409页)因而，这一古典学的形式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奠定了基础，也为学科划分下的当代古典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样一来，经学研究自然就变成了文献学研究的一部分，而乾嘉考据的典范意义便突显出来，小学工夫也就成了现代人所理解的经学之主干了，所谓经学即是小学也。

经典的诠释性和古典新义的人文精神，都需要破除各种先在的历史框架和解释程式，在确定性中寻求和体会不确定性，同时也在现实的变动不居中把握永恒性。它可以直接追溯到现代早期的那场知识范式的革新运动，即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英法的启蒙运动为标志的那场知识革新运动，它只是在18世纪末在德国的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殊标志的启蒙运动的过程中才最终作为一门学科得以成立。

用古典学来覆盖或者整编经学的内容，儒家的独尊性便不复存在了。这样一来，个体生命的情志及精神状态、独特的思维习惯和丰富的想象力，便构成了诠释活动的基础，这便冲破了文本意义的唯一性，每个读者都能够在经典中体味不一样的内蕴。

 2020年b:《后古典主义与古典学在中国》，载《澎湃·思想·私家历史》10月19日。远的不说，像近年古文献学家裘锡圭先生所提倡的古典学重建，就是拿西方的古典学来做比照的。这一现代的理解和定位，不只是西方学者的一个外缘式的观察，在中西比较的大背景下，从梁启超总结有清一代学术，首次使用了文献学古典学这样的新词语以来，实际上这些认识已经慢慢在国内学术界形成了一种共识，即清代的考据范式便是中国的古典学，它代表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形态过渡的唯一路向，而新的学科建设也大致是按照这个模式来设计的。就西方古典学的内部来讲，目前也面临着各种文化挑战和自我调整，甚至有了后古典主义的登场。

但这些碎片式的研究只是现代学术系统的些许补充。实际上，古典学是特有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代学术都可以纳入到里面。

[8]利科，2008年:《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7]景海峰，2016年:《论以传解经与以经解经——现代诠释学视域下的儒家解经方法》，载《学术月刊》第6期。

在希腊早期文献的形成与流动、传播和诠解中，游吟诗人的口头创作、智者的说辩和哲学家的对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内容构成了一系列原典的素材或者骨架。[5]何彦霄，2020年a:《后古典主义与伯克利古典系的改名》，载《澎湃·思想·私家历史》10月19日。